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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 人阅读发布时间:2026-10-21 15:23
2026年9月,Nature Reviews Drug Discovery(IF=91.2)发表了SLC超家族研究的重磅综述,指出这一长期被低估的蛋白家族正从“困难靶点”转变为下一代药物研发的核心玩家——从已上市的SSRIs和抗癫痫药物,到正在进入临床评估的SLC基因治疗和处于临床前阶段的PROTAC降解策略,SLC在癫痫、自闭症谱系障碍、阿尔茨海默病和帕金森病等中枢神经系统(CNS)疾病中的治疗潜力被系统梳理。 作为人类基因组中最大的跨膜转运蛋白家族,SLC超家族包含约464个蛋白编码基因,负责转运几乎所有的小分子代谢物。 近年来,铁死亡与肿瘤代谢、免疫代谢、药物转运、罕见病、病原体感染和成熟靶点拓展等领域的突破不断揭示SLC的疾病关联与转化价值。本文围绕SLC超家族的生物学特征,从上述六个方向梳理其研究进展与转化前景。
NO--.1 SLC超家族概况
SLC超家族目前包含464个蛋白编码基因,根据序列相似性(同一家族成员间至少共享20–25%序列相似性)归为70个家族[1][2]。SLC转运蛋白广泛分布在细胞质膜和细胞器膜上,转运的底物涵盖糖类、氨基酸、核苷酸、维生素、离子、有机阴离子和阳离子等几乎所有小分子代谢物。
从进化角度看,基于系统发育和结构比较分析,人类SLC可追溯到约180个独立进化起源,识别出24种不同的跨膜折叠类型。其中最常见的折叠类型包括主要促进子超家族(MFS,超过130个SLC)、LeuT型(53个SLC)、线粒体载体(53个SLC)和药物/代谢物转运蛋白超家族(DMT,39个SLC)。2025年构建的SLC功能景观将468种已鉴定底物分配给329个SLC,并将780个疾病术语与228个SLC关联[3],系统性地描绘了SLC家族的功能版图。尽管如此,约三分之一的SLC转运蛋白底物尚未被实验确定[4],这些孤儿SLC的底物预测和功能鉴定仍是当前SLC研究的重点方向之一。
表1 重点SLC亚家族速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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亚家族 |
代表成员 |
主要转运底物 |
疾病/研究方向 |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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SLC1 |
SLC1A2(EAAT2)、SLC1A3(EAAT1)、SLC1A5(ASCT2)、SLC1A6(EAAT4) |
兴奋性氨基酸/中性氨基酸 |
肿瘤代谢、免疫治疗耐药、神经退行性疾病 |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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SLC2 |
SLC2A1(GLUT1)、SLC2A3(GLUT3) |
葡萄糖 |
肿瘤缺氧、GLUT1缺乏症、脑能量代谢 |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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SLC5 |
SLC5A2(SGLT2)、SLC5A5(NIS) |
钠依赖性糖/维生素 |
糖尿病、心衰、甲亢 |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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SLC6 |
SLC6A3(DAT)、SLC6A4(SERT) |
神经递质 |
抑郁症、ADHD |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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SLC7 |
SLC7A11(xCT)、SLC7A5(LAT1) |
氨基酸 |
铁死亡、免疫代谢 |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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SLC10 |
SLC10A1(NTCP) |
胆汁酸 |
乙肝病毒入侵 |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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SLC13 |
SLC13A5(NaCT) |
柠檬酸/二羧酸 |
新生儿癫痫 |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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SLC16 |
SLC16A1(MCT1)、SLC16A3(MCT4)、SLC16A7(MCT2) |
单羧酸(乳酸/酮体) |
肿瘤代谢、血脑屏障酮体转运 |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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SLC22 |
SLC22A1(OCT1)、SLC22A2(OCT2) |
有机阳离子/阴离子 |
药物转运 |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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SLCO |
SLCO1B1(OATP1B1) |
有机阴离子 |
他汀肌病 |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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SLC25 |
SLC25A20(CACT)、SLC25A39、SLC25A40 |
线粒体代谢物 |
先天代谢缺陷、线粒体GSH转运 |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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SLC30 |
SLC30A2(ZnT2) |
锌离子(外排) |
锌稳态 |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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SLC31 |
SLC31A1(CTR1) |
铜离子 |
铜代谢、铂类药物 |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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SLC35 |
SLC35A1、SLC35A2、SLC35B2 |
核苷酸糖 |
病毒感染宿主因子 |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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SLC38 |
SLC38A9 |
氨基酸(精氨酸感受) |
mTOR信号、病毒感染 |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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SLC39 |
SLC39A14(ZIP14)、SLC39A8(ZIP8) |
锌离子(摄取) |
锰代谢障碍 |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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SLC40 |
SLC40A1(ferroportin) |
铁离子(外排) |
遗传性血色病 |
尽管折叠类型多样,绝大多数SLC转运蛋白遵循交替构象模型(alternating access):通过构象变化将底物从膜的一侧转运到另一侧。转运过程从外侧开放(outward open)状态开始——底物从胞外结合到转运蛋白的底物结合口袋,随后蛋白转变为中间闭合态(occluded),隔绝底物与两侧水相的接触,最终转变为内侧开放(inward open)状态,将底物释放至胞内。根据介导这一构象变化的跨膜亚域运动方式,SLC的转运机制可分为三种:
①电梯机制(elevator) 底物结合的电梯结构域相对于固定的支架结构域沿膜平面垂直移动; ②摇束机制(rocking bundle) 一个刚性摇摆结构域相对于稳定结构域重新取向,像铰链般摆动; ③摇键机制(rocking switch) 两个跨膜亚基同时改变取向,协同完成结合腔从外侧到内侧的切换。 不同折叠类型的SLC采用不同的机制组合,但底物转运的物理逻辑殊途同归。需要指出的是,SLC26家族中部分成员(如SLC26A11兼具硫酸盐转运和氯离子通道功能)以及SLC26A5(prestin,作为电压门控分子马达而非典型转运蛋白)构成对这一模型的已知例外。
图1 SLC转运蛋白的转运机制
来源:Law YK, et al. Nat Rev Drug Discov. 2026. DOI: 10.1038/s41573-026-01513-4
NO.2 铁死亡与肿瘤代谢重编程
肿瘤细胞为维持快速增殖和抵抗氧化应激,高度依赖特定SLC转运蛋白摄取代谢底物。其中研究最深入的当属SLC7A11——它不仅是铁死亡的核心调控节点,还在特定条件下触发一种全新的细胞死亡方式。
SLC7A11/xCT:从铁死亡到双硫死亡
SLC7A11(xCT)是胱氨酸/谷氨酸反向转运体System xc⁻的核心催化亚基,介导胞外胱氨酸摄取以维持谷胱甘肽合成和铁死亡抵抗[5]。抑制SLC7A11可诱导肿瘤细胞铁死亡——这是其靶向治疗的基本逻辑。但近年来,SLC7A11最热门的研究方向并非铁死亡本身,而是其在葡萄糖匮乏时触发的一种全新细胞死亡方式。
图2:SLC7A11/xCT 的结构与功能
来源:Koppula P, et al. Protein Cell. 2021. doi:10.1007/s13238-020-00789-5
2023年,Nature Cell Biology报道了双硫死亡(disulfidptosis):SLC7A11高表达细胞在葡萄糖匮乏条件下持续摄取胱氨酸,但因NADPH供应不足无法将其还原为半胱氨酸,导致二硫分子异常积累,引发肌动蛋白骨架中异常二硫键形成和细胞骨架崩塌。双硫死亡的形态特征(肌动蛋白二硫交联)和触发机制(二硫键应激)均与铁死亡(脂质过氧化)截然不同,且在pan-caspase抑制剂存在下仍可发生,区别于经典凋亡[6]。
双硫死亡在肿瘤免疫中的延伸是当前SLC7A11最热门的研究方向。CD8⁺ T细胞分泌的IFN-γ可下调肿瘤细胞SLC7A11表达以促进铁死亡[7],但T细胞自身的SLC7A11却成为免疫逃逸的"帮凶"。2025年,Nature Cell Biology的研究揭示:肿瘤浸润CD8⁺ T细胞中STAT3上调LDHB,LDHB与G6PD结合并抑制其活性,导致NADPH耗竭,进而促进SLC7A11依赖的双硫死亡和T细胞耗竭。T细胞中杂合缺失Slc7a11可减轻双硫死亡并改善抗肿瘤免疫[8]。限制胱氨酸摄取还可增强CAR-T细胞的抗肿瘤效能[9],提示靶向SLC7A11介导的胱氨酸代谢可能是改善T细胞治疗的潜在策略。
值得指出的是,SLC7A11的抗氧化逻辑并非肿瘤特有。在神经退行性疾病中,星形胶质细胞的SLC7A11同样通过胱氨酸摄取维持GSH合成和抗氧化防线,而线粒体GSH导入蛋白SLC25A39(与晚发帕金森病存在遗传关联)和SLC25A40将这一防线延伸至线粒体层面[40]。
GLUT1与肿瘤缺氧代谢
SLC7A11并非唯--一参与肿瘤代谢重编程的SLC转运蛋白。SLC2A1编码的葡萄糖转运蛋白GLUT1是肿瘤细胞糖酵解的限速步骤之一。在缺氧微环境中,HIF-1α直接上调GLUT1和GLUT3的表达,驱动葡萄糖摄取增加——这是Warburg效应的分子基础[10]。GLUT1在多种实体瘤中高表达,与侵袭性表型和化疗耐药相关[11]。高选择性GLUT1抑制剂BAY-876在缺氧条件下可阻断葡萄糖摄取、抑制ATP生成并诱导肿瘤细胞凋亡,目前仍处于临床前阶段[12]。GLUT3(SLC2A3)对葡萄糖具有更高亲和力,可作为前列腺癌等肿瘤的内源性缺氧标志物[13]。
SLC1A5与谷氨酰胺代谢
SLC1A5(ASCT2)是Na⁺依赖的中性氨基酸交换转运体,转运谷氨酰胺、丙氨酸、丝氨酸等,在多种肿瘤中高表达[14]。ASCT2摄取谷氨酰胺的同时排出丝氨酸、天冬酰胺等中性氨基酸;谷氨酰胺进入细胞后经谷氨酰胺酶(GLS1)水解为谷氨酸,后者被SLC7A11(xCT)排出胞外以交换胱氨酸,最终用于GSH合成。因此,ASCT2与SLC7A11之间并非直接的底物传递,而是通过GLS1间接偶联——ASCT2提供谷氨酰胺,GLS1转化为谷氨酸,SLC7A11再利用谷氨酸换取胱氨酸。同时靶向SLC1A5和SLC7A11可能协同破坏肿瘤细胞的抗氧化防线。SLC1A5抑制剂V-9302在临床前模型中显示出抗肿瘤活性,但临床转化尚处于早期。
MCT与乳酸代谢
SLC16家族的单羧酸转运蛋白MCT1和MCT4介导乳酸跨膜转运,维持肿瘤微环境酸碱平衡。MCT1抑制剂AZD3965是首--个进入临床试验的SLC16家族靶向药物,在Phase I研究(NCT01791595)中评估了对晚期实体瘤和淋巴瘤的安全性和耐受性。推荐的Phase II剂量为10 mg每日两次,剂量限制性毒性为靶点相关、剂量依赖性、无症状且可逆的眼部改变[15]。
以上几个SLC转运蛋白从不同角度参与肿瘤代谢重编程——GLUT1管糖、SLC1A5管谷氨酰胺、SLC7A11管胱氨酸、MCT管乳酸——它们共同构成肿瘤细胞代谢适应的网络,也为联合靶向策略提供了理论基础。
NO.3 免疫代谢
除铁死亡和肿瘤代谢重编程中的角色外,SLC转运蛋白在免疫细胞代谢和功能调控中同样发挥关键作用,且涉及不同的氨基酸和神经递质转运机制。
SLC7A5/LAT1与T细胞分化
SLC7A5(LAT1)是大分子中性氨基酸转运蛋白,与SLC3A2形成异二聚体,介导亮氨酸等必需氨基酸的摄取。TCR激活后T细胞显著上调SLC7A5表达,以支持mTORC1激活和效应分化所需的氨基酸供应[16]。2025年发表的研究进一步揭示了SLC7A5在CD8⁺ T细胞中的具体机制:SLC7A5通过Trp代谢-AhR信号轴维持CD8⁺ T细胞的细胞毒性效应功能,T细胞中Slc7a5缺失导致肿瘤浸润T细胞减少、肿瘤进展加速[17]。另一方面,限制T细胞中SLC7A5介导的亮氨酸摄取可预防急性移植物抗宿主病(GVHD)并保留移植物抗肿瘤(GVT)效应[18],提示SLC7A5在T细胞治疗中的双面性——既维持效应功能,也可能驱动免疫病理。
SLC1A6与免疫治疗耐药
SLC1A6(EAAT4)是谷氨酸转运蛋白,主要在小脑浦肯野细胞(神经元)中表达。2025年,研究者通过单细胞RNA测序分析膀胱癌新辅助免疫治疗耐药机制,鉴定SLC1A6为关键耐药介质。SLC1A6敲低可增强CD8⁺ T细胞的效应功能、提高抗PD-1治疗疗效,并增加肿瘤微环境中GZMB⁺ CD8⁺ T细胞浸润[19]。SLC1A6通过调控肿瘤微环境中谷氨酸水平影响T细胞功能,其机制可能与谷氨酸-谷氨酰胺代谢轴及T细胞受体信号调控相关。
SLC7A5和SLC1A6分别从"氨基酸供应"和"神经递质调控"两个角度参与免疫代谢,提示SLC转运蛋白在免疫治疗耐药中的角色远未被充分探索。
NO.4 药物转运与个体化用药
SLC超家族中有一大类专门负责药物跨膜转运的成员,它们直接影响药物在体内的吸收、分布和清除,是个体化用药的关键遗传因素。
SLCO1B1与他汀肌病
SLCO1B1编码的OATP1B1是肝细胞基底膜上的有机阴离子转运多肽,介导他汀类药物从血液摄取入肝。2008年,SEARCH协作组在New England Journal of Medicine发表的GWAS研究证实,SLCO1B1基因rs4149056(c.521T>C)多态性与辛伐他汀诱导的肌病强关联:C等位基因拷贝数增加使肌病风险显著升高,CC纯合子风险约为TT基因型的17倍[20]。该发现已被CPIC(临床药理学实施联盟)指南采纳,用于他汀类药物处方前的基因检测和剂量调整——这是SLC转运蛋白走向临床个体化用药最成功的案例之一。
OCT1/2与抗癌药物
SLC22A1(OCT1)和SLC22A2(OCT2)分别主要表达于肝细胞和肾小管,介导有机阳离子药物的摄取转运。奥沙利铂是OCT1和OCT2的已知底物,OCT1介导的肝摄取影响奥沙利铂的组织分布和疗效[21]。2024年发表于Nature Communications的结构生物学研究解析了OCT1/OCT2识别多特异性药物的分子基础,揭示其底物结合口袋的柔性结构特征[22],为理解药物转运体的底物选择性提供了结构依据。OCT1的功能性遗传变异也可能影响伊马替尼、索拉非尼等小分子靶向药的肝摄取和药效。
CTR1与铂类药物
SLC31A1(CTR1)是铜转运蛋白,同时也是顺铂等铂类药物的重要摄取转运体。CTR1介导铂类药物进入细胞,其表达水平与顺铂敏感性相关——CTR1高表达的肿瘤细胞对顺铂更敏感,而CTR1下调是顺铂耐药的机制之一[23]。顺铂本身可快速下调CTR1表达,形成自我限制摄取的负反馈,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顺铂耐药的临床普遍性。
药物转运SLC的研究将转运蛋白基因多态性与药效、毒性直接关联,是SLC超家族中最贴近临床应用的领域。
NO.5 罕见病与先天代谢缺陷
SLC转运蛋白的基因突变是多种罕见遗传性代谢病的直接致病原因。与获得性疾病不同,这些单基因缺陷往往在新生儿期或儿童期发病,致病机制明确,为理解SLC的生理功能提供了"天然基因敲除"模型。
GLUT1缺乏症(De Vivo综合征)
SLC2A1编码的GLUT1是血脑屏障上葡萄糖转运的关键蛋白。SLC2A1杂合致病性突变导致脑葡萄糖转运障碍,引起婴儿期癫痫、神经发育迟缓和运动障碍,称为GLUT1缺乏症或De Vivo综合征[24]。约90%的病例由de novo突变引起,临床诊断依赖于脑脊液葡萄糖检测和基因测序。生酮饮食通过提供酮体作为替代脑能源,是经典且有效的治疗方案。该病是SLC转运蛋白突变直接导致脑能量代谢障碍的典型案例。值得关注的是,针对SLC2A1的基因治疗(AAV.GTX-GLUT1,ONODERA GT Pharma / Jichi Medical University)已进入I/II期临床试验(jRCT2033240749),为重症患者提供了基因替代治疗的新希望。
SLC13A5缺乏症
SLC13A5编码钠依赖性柠檬酸盐转运蛋白NaCT,在大脑和肝脏高表达。SLC13A5双等位基因突变导致柠檬酸跨膜转运障碍,引起新生儿癫痫、发育迟缓和牙齿发育不良[25]。NaCT是细胞外柠檬酸摄取的主要途径,其缺陷影响TCA循环前体供应和组蛋白乙酰化,但具体致病机制仍在研究中。2025年,斑马鱼模型研究显示,NMDA受体信号调控和锌螯合可预防SLC13A5缺乏症模型中的痫样发作[26],为治疗策略提供了新思路。2025年,TESS Research Foundation启动了针对SLC13A5的基因治疗(TSHA-105)I/II期临床试验(NCT07102524),标志着SLC相关罕见病正式迈入基因治疗时代。
SLC25A20(CACT)缺乏症
SLC25A20编码线粒体肉碱酰基肉碱移位酶(CACT),位于线粒体内膜,负责将长链酰基肉碱从胞质转运至线粒体基质进行β-氧化。SLC25A20双等位基因突变导致全身性肉碱缺乏症,新生儿期即出现严重低血糖、心肌病和心律失常,未经治疗可危及生命[27]。SLC25是SLC超家族中最大的亚家族之一,有53个成员,广泛参与线粒体代谢物转运。SLC25多个成员的突变与遗传性代谢病相关,包括SLC25A1(D/L-2-羟基戊二酸尿症)、SLC25A13(Citrin缺乏症)等[28]。
SLC40A1与遗传性血色病
SLC40A1编码ferroportin,是已知唯--一的细胞铁外排蛋白。SLC40A1的功能丧失性突变导致铁滞留于巨噬细胞、高铁蛋白血症伴正常至低转铁蛋白饱和度,称为4型遗传性血色病(ferroportin disease)[29]。与HFE相关血色病不同,ferroportin disease的治疗策略需要区分铁限制与铁螯合。ferroportin在铁稳态调控中的核心地位——特别是hepcidin-ferroportin轴——使其成为铁过载疾病治疗的关键靶点。
图3:Hepcidin-ferroportin调控机制(左图(低铁状态):ferroportin保持开放构象,Fe²⁺正常外排至血浆;右图(高铁状态):hepcidin结合ferroportin胞外侧,阻断铁外排通路并诱导ferroportin内化和降解。)
来源:Billesbølle CB, et al. Nature. 2020. doi:10.1038/s41586-020-2668-z
此外,针对SLC6A1(GAT1)的基因治疗也已进入I/II期临床试验(NCT07173153),用于治疗SLC6A1神经发育障碍。多项SLC基因治疗同步推进临床转化,彰显了SLC超家族在罕见病治疗中的巨大潜力。
SLC相关罕见病虽然单一病种发病率低,但整体上覆盖了糖、脂肪酸、氨基酸、金属离子等多条代谢通路,对遗传代谢病诊断和新生儿筛查具有重要意义。
NO.6 病原体感染
近年来,全基因组CRISPR筛选不断揭示SLC转运蛋白作为病原体入侵和复制的宿主因子,为抗感染策略提供了新靶点。
NTCP与乙肝病毒入侵
SLC10A1编码的牛磺胆酸共转运多肽(NTCP)是肝细胞膜上的胆汁酸转运蛋白。2012年,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李文辉团队在eLife发表研究,证明NTCP是乙型肝炎病毒(HBV)和丁型肝炎病毒(HDV)的功能性受体[30]。HBV包膜蛋白pre-S1结构域特异性结合NTCP,沉默NTCP可抑制HBV感染,外源表达NTCP可赋予非易感细胞HBV感染能力。这一发现为开发NTCP靶向的抗HBV药物奠定了基础,目前已有多个NTCP抑制剂进入临床试验。
SLC35家族与病毒/毒素感染
SLC35家族是核苷酸糖转运蛋白,负责将CMP-唾液酸、UDP-半乳糖等糖基供体从胞质转运至内质网/高尔基体,参与蛋白质糖基化修饰。CRISPR筛选发现,SLC35A1缺失导致细胞表面唾液酸减少,从而降低多种病毒的感染能力[31]。SLC35A2则影响病毒-细胞融合和细胞间融合过程[32]。SLC35B2通过调节硫酸供体PAPS的转运,影响硫酸乙酰肝素合成和EV71感染[33]。这些发现表明,病原体可"劫持"SLC35家族的糖基化转运功能以完成入侵和复制。
SLC38A9与mTOR信号
SLC38A9是溶酶体膜上的氨基酸转运蛋白,作为mTORC1氨基酸感受器的核心组件,感知溶酶体内精氨酸充足性并激活mTORC1[34]。研究发现,SARS-CoV-2 S1蛋白的多碱基基序与SLC38A9相互作用,SLC38A9敲低可阻止S1诱导的内溶酶体去酸化,阻断伪型SARS-CoV-2的病毒进入[35]。这一发现揭示了SLC转运蛋白在冠状病毒感染中的非经典角色。
病原体-SLC互作的研究为抗感染药物开发提供了不同于传统抗生素的新思路——不是直接杀伤病原体,而是阻断其依赖的宿主转运蛋白。
NO.7 成熟靶点持续拓展
部分SLC转运蛋白已有上市药物,但研究仍在持续拓展新适应症和新机制,说明这些"经典"靶点仍有大量未被开发的潜力。
SLC5A2/SGLT2
SLC5A2编码钠-葡萄糖共转运蛋白2(SGLT2),是近十年来心血管和肾脏领域最重要的药物靶标之一。SGLT2抑制剂(达格列净、恩格列净、卡格列净等)最初作为降糖药开发,随后大型临床试验(DAPA-HF、EMPEROR-Preserved、DAPA-CKD、EMPA-KIDNEY等)相继证实其在心力衰竭(HFrEF和HFpEF)和慢性肾脏病中的心肾保护作用[36]。值得注意的是,SGLT2在心脏中不表达,其心血管获益机制并非通过直接作用于心脏。2025年发表于Science的研究发现,SGLT2抑制剂可通过激活泛酸激酶1改善心脏代谢和收缩功能[37],为其心血管获益提供了新的机制解释。
SLC6A3/DAT与SLC6A4/SERT
SLC6A3(多巴胺转运体DAT)和SLC6A4(5-羟色胺转运体SERT)是精神药理学最成熟的药物靶标之一。DAT抑制剂安非他酮用于抑郁症和戒烟,SERT抑制剂SSRI类药物(氟西汀、舍曲林、帕罗西汀等)是抑郁症和焦虑症的一线治疗。近年来,DAT和SERT的多态性与精神分裂症、自闭症的遗传关联研究持续深入,新型多靶点调节剂也在成瘾和神经退行性疾病中探索。2025年报道的新型非典型DAT抑制剂在动物模型中可抑制可-卡-因自我给药和渴求,且具有较低滥用潜力[38]。此外,疾病相关DAT变异可通过κ阿--片受体拮抗恢复DAT磷酸化和膜转运[39],说明DAT相关疾病机制正在成为新的治疗方向。
SGLT2抑制剂和SSRI药物的临床成功证明,SLC转运蛋白不仅可以作为药物靶标,还可以从单一适应症向多领域拓展——这正是SLC超家族转化潜力的缩影。
图4 SLC靶向药物研发管线
来源:Law YK, et al. Nat Rev Drug Discov. 2026. DOI: 10.1038/s41573-026-01513-4
NO.7 华美生物SLC家族相关产品
为支持SLC转运蛋白超家族相关研究,华美生物提供以下重组蛋白、ELISA试剂盒及抗体产品,覆盖SLC7A11、SLC2A1(GLUT1)、SLC1A5、SLC5A2(SGLT2)、SLC6A4(SERT)等多个核心靶点,支持人源及小鼠/大鼠等多种种属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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